至甘露元年始以邓艾为镇西将军拒蜀将姜维维军败退守剑阁钟会攻维

至甘露元年，始以邓艾为镇西将军，拒蜀将姜维。维军败，退守剑阁。钟会攻维不能克，乃上言曰：“今贼摧折，宜遂乘之，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趣涪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余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军志》有言：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山高谷深，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油，蜀将诸葛瞻自涪还绵竹，列阵待艾，艾遣子忠等出战，大破之，斩瞻。进军到洛县，刘禅遂降。

至晋末，谯纵复窃蜀。宋刘裕使朱龄石伐蜀，声言从内水取成都，败衣羸老进水口。谯纵果疑其内水上也，悉军新城以待之。乃配朱龄石等精锐，径从外水，直至成都，不战而擒纵。此灭蜀形也。

到甘露元年（公元也56年），司马懿命邓艾为镇西将军，与蜀将姜维对阵。姜维兵败，退守剑阁。钟会进攻姜维，未能取胜，邓艾上书说：“如今敌军受挫，应乘胜前进，从阴平（今甘肃文县境内）由小路经过汉（治所在四川剑阁县东北）、德阳亭（今四川江油市东北），直趋涪关，出剑阁西百里，距成都三百余里，而后以奇兵直捣其心腹之地，剑阁的守军必定回兵涪关，到时钟会即可大踏步前进；如剑阁守军不回兵救援，则救援涪关之兵就会很少涪关守军就难以支持。《军志》中说：攻其不备，击其不意。如今攻击其空虚之处，必能取胜。”景元四年冬十月，邓艾出阴平，踏入无人之地七百余里，逢山开道，遇水架桥。一路山高水深，甚为艰险。邓艾用毡子裹住身体，从山上滚下去，众将士攀树缘崖，鱼贯而行，先到了江油城，蜀将诸葛瞻从涪关退守绵竹，列阵等待邓艾。邓艾派其子邓忠等人出战，大败蜀军，将诸葛瞻斩首。邓艾进军至洛县，刘禅于是向邓艾投降。

至晋朝末年，谯纵又割据蜀地。宋主刘裕派朱龄石讨伐蜀，声称从内水今四川涪江及其下游嘉陵江取成都，却把老弱残兵派驻内水口。谯纵果真认为是从内水发兵，便把军队全部派驻于新城等待朱龄石。而刘裕却给朱龄石精兵强将，由外水（今四川成都市府河及其下游岷江）直取成都，结果不战而生擒谯纵。这就是灭蜀的情形。

出奇制胜是用兵之常道。蜀国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才偏安一隅，如果魏军凭借强大的兵力从正面攻打蜀国，是难以取胜的。只有出奇兵，让敌人始料不及，才有可能打败对方。另外，出奇兵还要有一定的先决条件，如对方有比自己更高明的人，恐怕就会事与愿违了。邓艾就是看清了蜀国国内空虚，人才匮乏，才敢于出奇策，而且一举成功的。

伐吴兵败 魏衰晋兴

魏嘉平中，孙权死，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大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等，表征吴。朝廷以三征计异，诏访尚书傅嘏。嘏对曰：“昔夫差胜齐陵晋，威行中国，不能以免姑苏之祸；齐闵辟土兼国，开地千里，不足以救颠覆之败。有始者不必善终，古事之明效也。孙权自破蜀兼荆州之后，志盈欲满，凶宄已极，相国宣、文王先识取乱侮亡之义，深达宏图大举之策。今权已死，托孤于诸葛恪，若矫权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内齐虑，有同舟之惧，虽不能终自保完，犹足以延期挺命于深江之外矣。今议者或欲泛舟径济，横行江表；或欲倍道并进，攻其城垒；或欲大佃疆场，观衅而动。此三者皆取贼之常计，然施之当机则功成；若苟不应节，必贻后患。自治兵已来，出入三载，非掩袭之军也。贼丧元帅，利存退守。若罗船津要，坚城清野，横行之计，其殆难捷也。

贼之为寇几六十年，君臣伪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夺之疾，崩溃之应，不可卒待也。今贼设罗落，又持重密，间谍不行，耳目无闻。夫军无耳目，投察未详，而举大众以临巨险，此为希幸徼功，先战而后求胜，非全军之长策也。唯有军大佃最差完牢，兵出民表，寇钞不犯，坐食积谷，不烦运士；乘畔讨袭，无远劳费。此军之急务也。夫屯垒相逼，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计，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情伪将焉所逃。夫以小敌大，则役烦力竭；以贫敌富，则敛重财匮。故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此之谓也。然后盛众厉兵以振之，参惠倍赏以招之，多方广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间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虏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

魏国嘉平年间，孙权去世。魏国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大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等人上书请求攻打吴国。朝廷觉得，这三人征吴的策略不同，就下诏请尚书傅嘏商议。傅嘏说：“以前吴王夫差战胜齐国，欺凌晋国，威震中原，最后却免不了姑苏败亡之祸；齐闵公兼并邻国，扩张土地，却不能挽救被颠覆的命运。事情有好的开始，不一定有好的结局，古代这些事例屡见不鲜。孙权自打败蜀国，得到荆州后，便骄傲自满，凶残堕落，相国宣王司马懿、文王司马昭早就认识到自取混乱必然亡国的道理，精通国家能够大展宏图的策略。如今孙权已死，把国事交给诸葛恪，如吴国能纠正孙权的严苛虐政，使百姓免于苦难，在江东苟且偷安，享受新获得的好处，内外齐心，有同舟共济的忧患，就算不能最终自保，还足可在大江之外延续一些时日。如今进献计策的人，有的想坐船渡江强攻；有的想从两路包抄攻打敌军城垒；有的想屯田疆场，静观其变，等待机会，这三种想法都是攻敌的常用之计，只有施行时机方能成功。如计策使用不当，各环节配合不当，则必有后患。自治军以来，军队已作战三年，看来吴军也不是靠掩杀突袭就能轻易战胜的军队。敌军没有统帅，利在撤退坚守。如把战船列在要津之上，实行坚壁清野，我军的横扫之计就难以取胜。

敌军在江东为寇近六十载，君臣关系已成，上下齐心协力。如诸葛恪能消除孙权执政时的弊端，老天又不降其灾祸，是不可能使吴国马上崩溃的。如今敌军设下罗网，防守严密，间谍进不去，探子无法打听敌情。军中没有探子，对敌情就不能详细了解，轻率地攻打险地，这是希望侥幸成功得到封赏、不顾后果先争斗、后求胜的办法，并非万全之策。只有大军屯田疆场才是最稳妥的办法，出兵按百姓的意愿，秋毫无犯，在当地生产粮食，不烦劳运输的士兵；可在原地待机袭敌，无须劳师远征。这些都是行军打仗的首要事务。安营扎寨逼迫敌军，巧妙的计策都可运用，可运用计策探知双方的好坏，战斗时知道自己的长短、敌情的伪诈。以寡敌众，战役频繁，士兵气力就会衰竭；以贫敌富，赋敛过重，国内财物就会匮乏。所以，如敌军安逸，我们就使之疲劳，粮草充足，就使之匮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后用大兵压境，威慑敌人；多以恩惠重赏招降敌军；多方用计，广设疑军，让敌军心生疑虑。以出其不意的进军攻其不备。约三年时间，再左右攻击，敌军必会像水流一样瓦解，我们可坐等敌军分崩离析，成功则唾手可得。

“昔汉氏历世常患匈奴，朝臣谋士早朝晏罢，介胄之将，则陈征伐。搢绅之徒，咸言和亲；勇奋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哙愿以十万横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万独举楚人，而果辱秦军。今诸将有陈越江陵之险，独步虏庭，即亦向时之类也。以陛下圣德，辅相贤智，法明士练，错计于全胜之地，振长策以御之，虏之崩溃，必然之数。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释庙胜必然之理，而行百一不全之略，诚愚臣之所虑也。故谓大佃而逼之计最长。”

时不从嘏言，诏昶等征吴。吴将诸葛恪拒之，大败魏军于东关。魏后陵夷禅晋，太祖即位。

“以前汉朝历代都有匈奴扰边之患，朝臣谋士，早朝刚散，身穿盔甲的大将就主张征战讨伐，文臣又建议和亲。奋勇的战士却主张征伐。所以樊哙愿意率军十万攻打匈奴，季布当面指出他的短处。李信请求率二十万军队攻打楚国，结果秦军败辱。如今诸将向朝廷上书，要过江陵孤军深入，这也犯了樊哙、李信一样的错误。凭陛下的圣德，大臣的忠贤，法律的严明，士兵的精练，采用稳操胜券的良策，施展长远的战略抵御敌军，敌军定会崩溃失败，这是必然的。所以兵书中说：‘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如违背如何战胜敌国的通常规律，采用有漏洞的策略，这是我所担心的事。所以，我认为大军屯田疆场的计策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