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一年大雨谷水溢冲洛城门入洛阳宫平地五尺毁宫寺十九所漂七

贞观十一年，大雨，谷水溢，冲洛城门，入洛阳宫，平地五尺，毁宫寺十九，所漂七百余家。太宗谓侍臣曰：“朕之不德，皇天降灾。将由视听弗明，刑罚失度，遂使阴阳舛谬，雨水乖常。矜物罪己，载怀忧惕。朕又何情独甘滋味？可令尚食断肉料，进蔬食。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极言得失。”中书侍郎岑文本上封事曰为臣闻开拨乱之业，其功既难；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业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今虽亿兆乂安，方隅宁谧，既承丧乱之后，又接凋弊之余，户口减损尚多，田畴垦辟犹少。覆焘之恩著矣，而疮痍未复；德教之风被矣，而资产屡空。是以古人譬之种树，年祀绵远，则枝叶扶疏；若种之日浅，根本未固，虽壅之以黑坟，暖之以春日，一人摇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颇类于此。常加含养，则日就滋息；暂有征役，则随日凋耗；凋耗既甚，则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则怨气充塞；怨气充塞，则离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国曰：“人以君为命，故可爱。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犹舟也，人犹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虽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为此也。

贞观十一年，天降大雨。谷水河泛滥成灾，冲毁了洛阳城门，淹进洛阳宫，平地水深五尺，毁坏宫寺十九处，淹没民房七百多家。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是我没有德行，所以皇天才会降灾。大概是因为我视听不明、刑罚失当，才使阴阳错乱，雨水反常吧。现在是应该抚恤百姓，反省我自己过失的时候了，我还有什么心情独自安享这些珍馐美味呢？传我令，停止食肉，只进蔬菜素食。另外，让文武百官都上书奏事，畅言政事得失。”不久，中书侍郎岑文本呈上了一篇奏书为我听说创业于乱世，是非常困难的；要守住已有的基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君王只有居安思危，才能巩固基业；要有始有终，才能将基业发扬光大。如今虽然已经天下太平，但大唐是在战乱中创业的，长期的战争使民生凋敝，百姓死伤无数，田地得到开垦的也很少。虽然贞观以来朝廷实施了很多仁政，但战争的创伤非一时半刻可以平复；如今朝廷的道德教化已遍及天下，但老百姓依然很贫困。古人把治国比喻为种树，培育的时间越长，树木越枝繁叶茂；如果培植的时间不够，根基不稳固，虽然为树添上肥沃的黑土，让春天和煦的阳光照耀它，但只要有人摇动树木，树木必然会折断并枯萎。现在的老百姓，就像培植不久的树木。如果常常对百姓进行含养体恤，那么他们就会恢复元气；只要有劳役，他们就会气息奄奄；过多消耗民力，就会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就会怨声载道；怨声载道百姓恐怕就会产生背离叛乱之心。所以舜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国说：“百姓把命运寄托在君王身上，所以君王可爱。君王治国无道，百姓就会反对他，所以百姓可畏。”孔子说：“君王像船，百姓像水。水可以使船浮起来，也可以使船沉没。”自古以来，君王在天下太平之后，内心的忧患也并没有消除，反而一日比一日更谨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伏惟陛下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上以社稷为重，下以亿兆在念。明选举，慎赏罚，进贤才，退不肖。闻过即改，从谏如流。为善在于不疑，出令期于必信。颐神养性，省游畋之娱；去奢从俭，减工役之费。务静方内，而不求辟土；载弓矢，而不忘武备。凡此数者，虽为国之恒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昧，惟愿陛下思而不怠，则至道之美与三、五比隆，亿载之祚与天地长久。虽使桑穀为妖，龙蛇作孽，雉雊于鼎耳，石言于晋地，犹当转祸为福，变灾为祥，况雨水之患，阴阳恒理，岂可谓天谴而系圣心哉？臣闻古人有言：“农夫劳而君子养焉，愚者言而智者择焉。”辄陈狂瞽，伏待斧钺。

太宗深纳其言。

希望陛下能通晓古今之变，体察政治的得失，上以国家为重，下以苍生为念，公正地选举官员，慎重地实施赏罚，提拔贤才，斥退庸人。清楚自己的过失并加以改正，从谏如流。用人不疑，言必有信。在修养上，能无为无欲，修持心性，免去游宴畋猎的欢娱；去掉奢侈，一切从俭，节省大兴土木的费用。政治上，应崇尚清静，不要无休止地开拓疆土，应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但也不可忘了军备的必要。以上几点，是治国应当坚持的原则，陛下自己也在身体力行。我不才，只希望陛下能持之以恒，使国家像三皇五帝时一样兴盛安定，万世流芳。现在，即使出现《史记·商纪》里的桑谷共生于朝，有龙蛇兴妖作怪，鸡飞到鼎上鸣叫，晋地的石头会说话这样的怪事，也会转祸为福，化凶为吉，何况雨水这样的自然灾害，是阴阳变化的常事，怎么可说是上天在谴责陛下，而让您如此不安呢？古人说：“农民劳动而君子抚养他们，愚昧的人发表议论，聪明的人择善而从。”奏疏有不当之处，请陛下处罚。

看了这篇奏疏，唐太宗认为非常有道理，就采纳了他的意见。

古代的人们对于自然现象往往不能理解，于是有所谓天人感应的祥瑞与灾异。拿政治来说，如果政治清明，上天就示以吉兆；若是自然灾害不断，那么人间的统治就出了问题，如不警醒，改变治国之策，就会有改朝换代的危险。对此，唐太宗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说：“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魏徵等大臣亦认为：“自古帝王未有无灾变者，但能修德，灾变自销。”“朝无阙政，百姓安乐，虽有灾变，何损于德？”唐太宗听了虞世南的“妖不胜德，修德可以销变”的话后，“因谴使者赈恤饥馁，申理冤讼，多所原宥”，这些认识和做法，是比较明智可取的。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内安，必有外扰。当今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宁静。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魏徵对曰：“自古以来，元首股肱不能备具，或时君称圣，臣即不贤；或遇贤臣，即无圣主。今陛下明，所以致治。向若直有贤臣，而君不思化，亦无所益。天下今虽太平，臣等犹未以为喜，惟愿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自古以来的帝王都不能长期教化天下，他们当政时假如国家内部安定，那么必定就会有外乱骚扰。而如今，远方外族归顺我朝，天下五谷丰登，盗贼不起，国家内外宁静。这绝非我个人能力所能达到的，实在是有赖于各位大臣的鼎力辅佐啊。然而居安不能忘危，治平不能忘乱，虽然明知今天无事，也得考虑如何才能有始有终。要经常这样反省思索，才难能可贵。”魏徵深表赞同，说：“纵观历史，我们发现君主和大臣往往不能两全其美，相得益彰。有时君主圣明，而臣下不贤；有时遇上贤臣，却没有圣明的君主。如今陛下圣明，所以天下太平，假如当初大唐只有贤臣，而君主不想广施教化和仁义，要想促成今日之美政，也是不可能的。如今国家升平，但是臣等还不敢就此坐享太平，也希望陛下能居安思危，孜孜不倦！”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人君为善者，多不能坚守其事。汉高祖泗上一亭长耳，初能拯危诛暴，以成帝业，然更延十数年，纵逸之败，亦不可保。何以知之？孝惠为嫡嗣之重，温恭仁孝，而高帝惑于爱姬之子，欲行废立；萧何、韩信功业既高，萧既妄系，韩亦滥黜，自余功臣黥布之辈惧而不安，至于反逆。君臣父子之间悖谬若此，岂非难保之明验也？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惧，用保其终。”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从古以来，君主想做好事的，往往不能坚持到底。汉高祖本是泗水亭的一个亭长罢了，起初他能够救危难诛暴秦，所以成就了帝王大业，但如果他在位的时间再延长十几年，他肯定会因放纵逸乐而陷于衰败，不能保住他当初创下的功业。根据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汉惠帝本是嫡长子，他温恭仁孝，被立为太子是名正言顺的事情，但汉高祖被爱姬的儿子所迷惑，想另行废立；萧何、韩信，是汉代的开国元勋，德高望重，可是萧何曾被无端打入大牢，韩信也无缘无故遭到贬黜，最后被诛杀三族，其余功臣像黥布等人恐惧不安，终于谋反叛逆。汉初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悖逆荒谬到这种地步，难道不是难以保全功业的明证吗？所以我不敢自恃天下安定就掉以轻心，而是心怀忧患，经常用历史上的危亡来警诫自己，从而激励自己将治国政策贯彻到底。”

贞观九年，太宗谓公卿曰：“朕端拱无为，四夷咸服，岂朕一人之所致，实赖诸公之力耳！当思善始令终，永固鸿业，子子孙孙，递相辅翼。使丰功厚利施于来叶，令数百年后读我国史，鸿勋茂业粲然可观，岂惟称隆周、炎汉及建武、永平故事而已哉！”房玄龄因进曰：“陛下撝挹之志，推功群下，致理升平，本关圣德，臣下何力之有？惟愿陛下有始有卒，则天下永赖。”太宗又曰：“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于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皆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业，何得不善始慎终耶！”

贞观九年，唐太宗对各位公卿大臣说：“我继承帝业以来，推行无为而治的政策，如今国家周边的少数民族都臣服归顺了，这难道只是我一个人的能力所致吗？其实这是得益于各位大臣的辅佐啊！现在是我们思考如何善始善终的时候了，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使大唐的江山社稷永远稳固，一代一代延续下去，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让我们大唐的丰功伟业、恩德福祉流芳百世，泽被四方，使数百年之后的人读到大唐的历史，无不为我们灿烂辉煌的业绩而赞叹不已。难道历史上就只有周代、汉代以及光武、明帝的功绩才称得上是万世的楷模吗？”房玄龄说：“陛下雄韬大略，功德无量，将功劳推给群臣，今天天下太平，这是你的圣德，我们臣下有什么功劳呢？只希望陛下能有始有终，那么天下的老百姓就有希望了。”唐太宗又说：“我时常阅读历史书籍，发现平定乱世的君主年龄一般都超过了四十岁，只有光武帝年仅三十三岁。但是我十八岁就起兵征战，二十四岁就平定了天下，二十九岁就做了天子，这是当今武功胜过古代的缘故。我少年时代就开始了戎马生涯，没有时间读书，所以贞观以来，我一有时间就阅读书籍，可谓手不释卷。我谨记以史为鉴的古训，从古代圣贤书中，我知道了风化的根本、政治的关键。依此施行了几年，天下终于获得了治理。如今民风淳朴，子孝臣忠，社会和谐稳定，这是文化胜过古代的缘故。从周朝、秦朝以来，戎狄等边境少数民族时常侵犯中原，现在他们都已俯首称臣，这是民族关系胜过古代的缘故。我有何德才和能力，能够取得这样的功业？既然已经取得了这三方面的业绩，奠定了如此坚实的治国基础，我们又怎能不善始慎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