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危不战：曹操曰：“不得已而用兵。”梅尧臣曰：“凡用兵，非危急不战也，所以重凶器也。”张预曰：“兵，凶器；战，危事。须防祸败，不可轻举，不得已而后用。”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王皙曰：“不可但以怒也，若息侯伐郑。”张预曰：“因怒兴师，不亡者鲜。若息侯与郑伯有违言而伐郑，君子是以知息之将亡。”

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王皙曰：“不可但以愠也，若晋赵穿。”张预曰：“因忿而战，罕有不败。若姚襄怒苻黄眉压垒而陈，因出战，为黄眉所败是也。怒大于愠，故以主言之；愠小于怒，故以将言之。君则可以兴兵，将则止可言战。”愠，恼怒，愤懑。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曹操曰：“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杜佑曰：“人主聚众兴军，以道理胜负之计，不可以己之私怒。将举兵，则以策，不可以愠恚之故而合战也。”张预曰：“不可因己之喜怒而用兵，当顾利害所在。尉缭子曰：‘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刘邦骥曰：“必合于利而始动火攻，不合于利则不用火攻，恐其反有害也。此二语曾见于《九地篇》，然彼乃论九地之利，此乃言火攻之利，读者以为重出，非也。”陈启天曰：“决定战争之最重要原则，非个人之喜怒，而为国家之利害。国家有利则战，无利则不战。”

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张预曰：“见于色者，谓之喜；得于心者，谓之悦。”

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杜佑曰：“凡主怒兴军伐人，无素谋明计，则破亡矣。将愠怒而斗，仓卒而合战，所伤杀必多。怒愠复可以悦喜，言亡国不可复存，死者不可复生者，言当慎之。”张预曰：“君因怒而兴兵，则国必亡；将因愠而轻战，则士必死。”又，《战国策》录有吴起之语，曰：“国破不可复完，卒死不可复生。”赵本学曰：“此申言人心怨怒之气，有时而复平，亡国丧师之悔，将无时而可追。所以明君良将畏慎警戒，凡见利而后动，有得而后用，临危而后战也。”刘邦骥曰：“故曰：明主因火攻而加慎，良将因火攻而致警，然后可谓安国全师之道也。孙子于《九地篇》虽深入死地，而其机变活转，绝无危词，独于火攻则深以为戒，岂非恶其惨、畏其危，而言之慎欤？吾故曰此仁将之言也。”

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梅尧臣曰：“主当慎重，将当警惧。”张预曰：“君常慎于用兵，则可以安国；将常戒于轻战，则可以全军。”刘寅曰：“故曰：明哲之主慎于用兵，此安国之道也；良能之将戒于轻战，此全军之道也。愚按：水火之用，古人多出于不得已焉耳。三代之前，圣帝明王安肯用此以漂流焚荡，使生民糜烂，靡有孑遗哉。论者谓火攻为孙子之下策，然自战国以来，诡诈相尚，而用之者多矣。但水火之害，酷烈惨毒，贤将之所深慎也。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以此言之，火攻但示人不可不知，非专恃此以为胜也。”吴如嵩说：“孙子为什么在论述‘火攻’这样一个技术战术问题时会讲到‘安国全军’的大战略呢？是不是错简所致？……我认为在《火攻》篇论慎战不是错简问题，而是古人的一种观念使然。《左传·隐公四年》：鲁大夫众仲说：‘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古人认为，兵像火一样，兵不可玩，火不可玩，水火无情，玩火必自焚，所以，孙子把慎战思想放在这里讲。”

作战取胜、攻下城邑以后，却不能适可而止，停止战争，这是危险的，这种情况可称之为“费留”。所以说：明智的君主对此要慎重考虑，贤良的将帅对此要认真研究，没有好处不要行动，不能取胜不要用兵，没到危急关头不要作战。君主不可因一时愤怒而起兵，将帅不可因一时恼怒而出战；符合国家利益就行动，不符合国家利益就停止。愤怒可以重新转为欢喜，恼怒可以重新转为喜悦，但是国家灭亡了就不能再建立，人死了就不能复活。所以明智的君主要慎重，贤良的将帅要警惕，这是关乎安定国家、保全军队的重要原则。

用间篇

作为《孙子兵法》全书的最后一篇，它在内容上与第一篇《计篇》遥相呼应。如果说《计篇》强调先计后战，要求从“五事”、“七计”的角度，一一比较敌我双方的优劣强弱，做到“知彼知己”。《用间篇》的论述重心在于“知彼”，从探知敌情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使用间谍的角度，说明“知彼”对于军事斗争的重大意义。《用间篇》堪称是一篇“知彼”论的专文，对此，陈启天有精辟的阐释：“本书以《计篇》开宗明义者，乃首示知己之必要，而以《用间篇》殿全书者，乃专示知彼之必要也。战争之事，计与间贯彻始终，而复互为关联。非有计，则不能用间，非有间，则不能定计。计始于战争之前，间亦用于战争之前。计用于战争之中，间亦用于战争之中。其所以先计而后间者，诚以不先求知己，虽知彼亦无益耳。先求知己，复求知彼，作战之能事，得其大半矣。关于知彼之事，《计篇》以下各篇虽曾偶涉及之，然非专论，故终之以《用间篇》云。”

本篇第一段的开篇八句，内容表述与《作战篇》第一段相近，均显示战争将极大消耗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严重影响民众的社会经济生活。而与战争的巨额开支相比，用在间谍身上的钱财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决策者因为吝惜钱财而不愿使用间谍，导致“不知敌之情”而最终战败，那么这种人就是“不仁之至”。在作者看来，明君贤将之所以战无不胜，功业超群，就在于“先知”。“知”的对象，不仅有“己”，更要有“彼”，要掌握敌人的军事信息。孙子以冷峻的笔调，写出了闪烁着思想光芒的语句：“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在两千多年前，孙子便能排除鬼神迷信的干扰，睿智地提出“必取于人”的思想，极大地凸显了人的理性，凸显了掌握敌情对于战争结果的决定性作用，这标志着《孙子兵法》在认识论方面所达到的高度。

其后四段，孙子论证了间谍的分类、功用，以及使用间谍的原则和条件。他把间谍分成五类，即因间、内间、反间、生间、死间，一一揭示了每类间谍的特点，强调了“五间”之中“反间”的重要，并将“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也就是“关系最亲近”、“待遇最丰厚”、“事务最机密”，作为使用间谍的三大原则。只有这样，间谍才有可能甘冒风险，传递出有价值的情报。理想的间谍，应有伊挚、吕尚一样的“上智”，因此对于用间者而言，他们自然需要具备极高的素质，要集“圣贤”、“仁义”、“微妙”三方面的才德要素于一体，否则便无资格使用间谍，所谓“非圣贤不能使间，非仁义不能得间之实，非微妙不能用间”。篇末指出：“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揭示了用间对于谋划军事行动，具有巨大价值和重要作用。

孙子曰：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13)，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14)。

兴师十万，出征千里：《作战篇》作：“带甲十万，千里馈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