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甘露元年，始以邓艾为镇西将军，拒蜀将姜维。维军败，退守剑阁。钟会攻维不能克，乃上言曰：“今贼摧折，宜遂乘之，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趣涪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余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军志》有言：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山高谷深，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油，蜀将诸葛瞻自涪还绵竹，列阵待艾，艾遣子忠等出战，大破之，斩瞻。进军到洛县，刘禅遂降。
至晋末，谯纵复窃蜀。宋刘裕使朱龄石伐蜀，声言从内水取成都，败衣羸老进水口。谯纵果疑其内水上也，悉军新城以待之。乃配朱龄石等精锐，径从外水，直至成都，不战而擒纵。此灭蜀形也。
到甘露元年（公元也56年），司马懿命邓艾为镇西将军，与蜀将姜维对阵。姜维兵败，退守剑阁。钟会进攻姜维，未能取胜，邓艾上书说：“如今敌军受挫，应乘胜前进，从阴平（今甘肃文县境内）由小路经过汉（治所在四川剑阁县东北）、德阳亭（今四川江油市东北），直趋涪关，出剑阁西百里，距成都三百余里，而后以奇兵直捣其心腹之地，剑阁的守军必定回兵涪关，到时钟会即可大踏步前进；如剑阁守军不回兵救援，则救援涪关之兵就会很少涪关守军就难以支持。《军志》中说：攻其不备，击其不意。如今攻击其空虚之处，必能取胜。”景元四年冬十月，邓艾出阴平，踏入无人之地七百余里，逢山开道，遇水架桥。一路山高水深，甚为艰险。邓艾用毡子裹住身体，从山上滚下去，众将士攀树缘崖，鱼贯而行，先到了江油城，蜀将诸葛瞻从涪关退守绵竹，列阵等待邓艾。邓艾派其子邓忠等人出战，大败蜀军，将诸葛瞻斩首。邓艾进军至洛县，刘禅于是向邓艾投降。
至晋朝末年，谯纵又割据蜀地。宋主刘裕派朱龄石讨伐蜀，声称从内水今四川涪江及其下游嘉陵江取成都，却把老弱残兵派驻内水口。谯纵果真认为是从内水发兵，便把军队全部派驻于新城等待朱龄石。而刘裕却给朱龄石精兵强将，由外水（今四川成都市府河及其下游岷江）直取成都，结果不战而生擒谯纵。这就是灭蜀的情形。
出奇制胜是用兵之常道。蜀国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才偏安一隅，如果魏军凭借强大的兵力从正面攻打蜀国，是难以取胜的。只有出奇兵，让敌人始料不及，才有可能打败对方。另外，出奇兵还要有一定的先决条件，如对方有比自己更高明的人，恐怕就会事与愿违了。邓艾就是看清了蜀国国内空虚，人才匮乏，才敢于出奇策，而且一举成功的。
伐吴兵败 魏衰晋兴
魏嘉平中，孙权死，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大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等，表征吴。朝廷以三征计异，诏访尚书傅嘏。嘏对曰：“昔夫差胜齐陵晋，威行中国，不能以免姑苏之祸；齐闵辟土兼国，开地千里，不足以救颠覆之败。有始者不必善终，古事之明效也。孙权自破蜀兼荆州之后，志盈欲满，凶宄已极，相国宣、文王先识取乱侮亡之义，深达宏图大举之策。今权已死，托孤于诸葛恪，若矫权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内齐虑，有同舟之惧，虽不能终自保完，犹足以延期挺命于深江之外矣。今议者或欲泛舟径济，横行江表；或欲倍道并进，攻其城垒；或欲大佃疆场，观衅而动。此三者皆取贼之常计，然施之当机则功成；若苟不应节，必贻后患。自治兵已来，出入三载，非掩袭之军也。贼丧元帅，利存退守。若罗船津要，坚城清野，横行之计，其殆难捷也。
贼之为寇几六十年，君臣伪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夺之疾，崩溃之应，不可卒待也。今贼设罗落，又持重密，间谍不行，耳目无闻。夫军无耳目，投察未详，而举大众以临巨险，此为希幸徼功，先战而后求胜，非全军之长策也。唯有军大佃最差完牢，兵出民表，寇钞不犯，坐食积谷，不烦运士；乘畔讨袭，无远劳费。此军之急务也。夫屯垒相逼，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计，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情伪将焉所逃。夫以小敌大，则役烦力竭；以贫敌富，则敛重财匮。故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此之谓也。然后盛众厉兵以振之，参惠倍赏以招之，多方广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间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虏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
魏国嘉平年间，孙权去世。魏国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大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等人上书请求攻打吴国。朝廷觉得，这三人征吴的策略不同，就下诏请尚书傅嘏商议。傅嘏说：“以前吴王夫差战胜齐国，欺凌晋国，威震中原，最后却免不了姑苏败亡之祸；齐闵公兼并邻国，扩张土地，却不能挽救被颠覆的命运。事情有好的开始，不一定有好的结局，古代这些事例屡见不鲜。孙权自打败蜀国，得到荆州后，便骄傲自满，凶残堕落，相国宣王司马懿、文王司马昭早就认识到自取混乱必然亡国的道理，精通国家能够大展宏图的策略。如今孙权已死，把国事交给诸葛恪，如吴国能纠正孙权的严苛虐政，使百姓免于苦难，在江东苟且偷安，享受新获得的好处，内外齐心，有同舟共济的忧患，就算不能最终自保，还足可在大江之外延续一些时日。如今进献计策的人，有的想坐船渡江强攻；有的想从两路包抄攻打敌军城垒；有的想屯田疆场，静观其变，等待机会，这三种想法都是攻敌的常用之计，只有施行时机方能成功。如计策使用不当，各环节配合不当，则必有后患。自治军以来，军队已作战三年，看来吴军也不是靠掩杀突袭就能轻易战胜的军队。敌军没有统帅，利在撤退坚守。如把战船列在要津之上，实行坚壁清野，我军的横扫之计就难以取胜。
敌军在江东为寇近六十载，君臣关系已成，上下齐心协力。如诸葛恪能消除孙权执政时的弊端，老天又不降其灾祸，是不可能使吴国马上崩溃的。如今敌军设下罗网，防守严密，间谍进不去，探子无法打听敌情。军中没有探子，对敌情就不能详细了解，轻率地攻打险地，这是希望侥幸成功得到封赏、不顾后果先争斗、后求胜的办法，并非万全之策。只有大军屯田疆场才是最稳妥的办法，出兵按百姓的意愿，秋毫无犯，在当地生产粮食，不烦劳运输的士兵；可在原地待机袭敌，无须劳师远征。这些都是行军打仗的首要事务。安营扎寨逼迫敌军，巧妙的计策都可运用，可运用计策探知双方的好坏，战斗时知道自己的长短、敌情的伪诈。以寡敌众，战役频繁，士兵气力就会衰竭；以贫敌富，赋敛过重，国内财物就会匮乏。所以，如敌军安逸，我们就使之疲劳，粮草充足，就使之匮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后用大兵压境，威慑敌人；多以恩惠重赏招降敌军；多方用计，广设疑军，让敌军心生疑虑。以出其不意的进军攻其不备。约三年时间，再左右攻击，敌军必会像水流一样瓦解，我们可坐等敌军分崩离析，成功则唾手可得。
“昔汉氏历世常患匈奴，朝臣谋士早朝晏罢，介胄之将，则陈征伐。搢绅之徒，咸言和亲；勇奋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哙愿以十万横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万独举楚人，而果辱秦军。今诸将有陈越江陵之险，独步虏庭，即亦向时之类也。以陛下圣德，辅相贤智，法明士练，错计于全胜之地，振长策以御之，虏之崩溃，必然之数。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释庙胜必然之理，而行百一不全之略，诚愚臣之所虑也。故谓大佃而逼之计最长。”
时不从嘏言，诏昶等征吴。吴将诸葛恪拒之，大败魏军于东关。魏后陵夷禅晋，太祖即位。
“以前汉朝历代都有匈奴扰边之患，朝臣谋士，早朝刚散，身穿盔甲的大将就主张征战讨伐，文臣又建议和亲。奋勇的战士却主张征伐。所以樊哙愿意率军十万攻打匈奴，季布当面指出他的短处。李信请求率二十万军队攻打楚国，结果秦军败辱。如今诸将向朝廷上书，要过江陵孤军深入，这也犯了樊哙、李信一样的错误。凭陛下的圣德，大臣的忠贤，法律的严明，士兵的精练，采用稳操胜券的良策，施展长远的战略抵御敌军，敌军定会崩溃失败，这是必然的。所以兵书中说：‘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如违背如何战胜敌国的通常规律，采用有漏洞的策略，这是我所担心的事。所以，我认为大军屯田疆场的计策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