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谓虽然阴险狡诈，却也有长者的言行。宋仁宗曾经对一位官员非常生气，屡次跟丁谓说起，丁谓都不发表任何意见。宋仁宗变了脸色说：“真是让人不可忍受，问你，你怎么总是不做回应呢？”丁谓不紧不慢地说：“在您正在大发雷霆的时候，如果我再加上一句话，那位官员岂不是要被捻成碎屑了？”宋仁宗非常欣赏他的回答。

宋仁宗作为领导者，应该克制住自己心中的怒火，保持领导者的风范。丁谓在这件事上的做法值得肯定，当自己的上级正在发怒的时候，他没有借机对自己的同事进行诋毁，在上级面前煽风点火、添油加醋，而是一直保持沉默，妥善地保护了自己的同事。

君子处世就应该这样，不巴结权贵，不歧视弱势群体，不奴颜婢膝，不阿谀奉承。万事都以自己的利益为重，对有利于自己的人就卑躬屈膝、奴颜媚相，那是小人所为，君子对这样的人嗤之以鼻。

善待他人的人，通常都会“无心插柳柳成荫”。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多行善积德，不可在背后诋毁别人，否则，不仅会给别人带来麻烦，日后还会给自己造成不便。

患难，即理也。随患难之中而为之计，何有不可？文王囚羑里而演《易》，若无羑里也；孔子围陈蔡而弦歌，若无陈蔡也。颜子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原宪衣敝履穿而声满天地。至夏侯胜居桎梏而谈《尚书》，陆宣公谪忠州而作集。验此无他，若素生患难而安之也！《中庸》曰：“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是之谓乎？

患难，这是人生中的常理。身处患难之中，却平静地做自己的事，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周文王当初被囚禁在羑里的时候，还能安心地演绎《周易》，仿佛没有被囚禁在羑里一样；孔子被围困在陈国与蔡国的时候，还能若无其事地弹琴唱歌，仿佛没有被围困在陈国与蔡国一样；颜回过着一箪饭一瓢水的穷困潦倒的生活，却并没有改变他的乐趣；原宪过着破衣褴褛的生活，却仍然能够名扬四海。更不必说夏侯胜在监狱里还能高谈阔论《尚书》，陆贽被贬到忠州还能创作诗文。审视以上这些，其实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仿佛他们向来就能够身处患难而保持镇定。《中庸》说：“君子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做到自得其乐。”说的应该就是这个道理吧！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只有在患难时，在艰苦的环境中，才能锻炼自己的心志，有所成就。周文王、孔子、颜回、原宪、夏侯胜、陆贽这些名士都是身处患难却能忍受患难之苦，最终取得显著成就之人。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忍受了奇耻大辱，最终成为一代霸主，成就了一代伟业。

不是有“苦尽甘来”的说法吗？成功的获取大都是要经历无尽的磨难。我们要用辩证法一分为二的眼光来看问题，苦难的生活虽然不如安逸的生活好，但是苦难可以增强人们的危机意识，可以促进人们思考、刺激人们寻求摆脱当前困境的途径，可以使人们变得成熟、理智。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苦难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经历，如果我们能够笑对人生中的各种苦难，在苦难中磨炼自己的心志，在苦难中成长，那么，“阳光总在风雨后”，等待我们的将是辉煌的人生。

范忠宣公奏疏，乞将吕大防等引赦原放，辞甚恳，至忤大臣章惇，落职知随。公草疏时，或以难回触怒为解，万一远谪，非高年所宜。公曰：“我世受国恩，事至于此，无一人为上言者。若上心遂回，所系非小。设有不从，果得罪死，复何憾。”命家人促装以俟谪命。公在随几一年，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惧公复有指陈。终移上意，遂贬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人或谓公为近名，公闻而叹曰：“七十之年，两目俱丧，万里之行，岂其欲哉！但区区爱君子之心不能自已，人若避好名之嫌，则为善之路矣。”每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贬所，舟覆，扶忠宣出，衣尽湿，顾诸子曰：“此岂章惇为之哉！”至永州，公之诸子闻韩维少师谪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师执政，日与司马公议论，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与司马公议役法不同为言求归，曰公。公曰：“吾用君实，荐以至宰相，同朝论事即可，汝辈以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不若无愧而死。”诸子遂止。

范纯仁上书皇上，请求将吕大防等人予以赦免，言辞非常恳切，以至于冒犯了朝廷重臣章惇，因此，范纯仁被贬为随州知州。范纯仁在起草奏疏的时候，有人就曾以难以消除皇上的怒气的理由劝他说：“万一被贬到边远的地方，你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恐怕不适合。”范纯仁说：“我家世世代代蒙受皇上的恩典，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没有一个人肯向皇上上书言事。如果皇上能够回心转意，关系不小；如果皇上不同意，果真得罪皇上，获罪而死，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于是，范纯仁让家人赶快打点行装，等待被贬的命令。范纯仁在随州待了将近一年，本来就患有眼病，突然一下全失明了。于是，范纯仁就上表请求退休，章惇告诫官府中的官吏们不要呈上范纯仁的表，因为章惇担心范纯仁在表中又论及朝政。章惇最终还是说服了皇上，将范纯仁贬为武安军节度副使，安家于永州。命令一下来，范纯仁就心平气和地上路了。有的人认为范纯仁这样做只是为了博得好名声，范纯仁听说后，感叹道：“我都七十岁的人了，双目失明，现在被贬到万里之外的地方，难道我希望这样吗？但是我这点敬爱君主的心情确实无法克制，人如果能够回避贪求好名声的嫌疑，那就是做好事的途径了。”每当他的儿子们怨恨章惇的时候，范纯仁就会生气地制止他们。范纯仁走水路赶赴被贬之处时，所乘坐的船翻了，家人扶他出水，他的全身都湿透了。范纯仁回头对他的儿子们说：“难道这也是章惇所做的吗？”到达永州后，范纯仁的儿子们听说韩维被贬到均州，韩维的儿子就告诉章惇说，韩维执政期间每天都与司马光议论国事，但是他们的意见大多不一致，因此韩维得以赦免。范纯仁的儿子于是也想以范纯仁同司马光议论役法，意见不同为由，为范纯仁求情。范纯仁说：“我启用司马光，将他推荐为宰相，可以同他在朝廷上一起议论国事，但是像你们今天所说的这样就不可以。抱愧而生，不如无愧而死。”于是，范纯仁的儿子们打消了这个想法。

范纯仁对皇上忠心耿耿，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出于对君主的一片忠心。在没有人敢上书言事的情况下，他为了国家利益着想，上书皇上，请求将吕大防等人予以赦免；在受到章惇的多次排挤而被贬谪的时候，他仍然出于对君主的敬爱，忍受了一切打击。他对皇上的这片忠心令人钦佩。

作为臣子，在侍奉君主的时候就应该尽心竭力，这是一个臣子所应具备的品德。在必要的时候，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应该做到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有些官员在太平盛世心安理得地享受着高官厚禄，世世代代享受着国家的恩德，但一旦大祸临头，这些人便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而出卖国家利益，遗臭万年。